過去一週，寶萬之爭演變爲2015年中國的超級財經事件，而秦朔朋友圈一直失語，很不尋常。
在好幾個羣和秦朔朋友圈後臺，不少朋友@我，讓我發表意見，說現在寫王石很容易“100000+”。也有幾個朋友勸我不要寫，至少現在不要寫。他們說寶萬之爭不是簡單事件，很可能曠日持久，在資訊不對稱情況下貿然動用個人影響力“站隊”，未必是理性選擇，“況且你和王石那麼熟，難保客觀性。不寫，大不了讀者說你漏題；寫，說不定讀者讀出你夾雜私誼，何必呢？”
我選擇了沉默。雖然我知道，萬科一些管理層也希望我寫點什麼。
當然我也在做準備。我找了上海財經大學的校友、新華信託前任董事長趙暖，希望他幫我從專業角度做中立性分析。趙暖在“上財”的校友微信羣裏組織了討論，並親自指導東方新華智庫的研究員做研究，爲秦朔朋友圈撰寫報告。
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可是，還是不打算寫。
20號中午，我和吳曉波等朋友一起吃飯，晚上要和愛奇藝在萬達索菲特酒店開一個Party。席間我說“準備等‘寶萬之爭’塵埃落定後再寫”，吳曉波說，什麼都定了，還有什麼價值呢？
冥冥之中，我在萬達索菲特寫王石的這，王石也在酒店裏。曉波告訴我的。可是，爲了保證寫作的純粹性，我沒有和王石聯繫。
這好像是秦朔朋友圈上線後，次，我沒有做好心理準備、也沒有查什麼資料，就要動筆了。不過也許是好事，因爲全是真實的記憶和真切的心意。無論我說什麼，相信王石都能理解。
凡有王石《道路與夢想》這本書的人，可以翻到，看看我寫的“跋：這個人和這個時代”。那是2005年初，王石到《財經日報》藝海大廈我的辦公室，我動員他寫的。我參與了編輯，把書推薦給“藍獅子”和中信出版社。書成後，王石希望北京大學的周其仁教授寫序，也是我打電話給其仁老師約的。
上世紀90年代入行做新聞，我在房地產方面早接觸的企業家是廣州珠江實業的辜學海、深圳萬科的王石和香港中海的孫文傑（現在想想是多麼幸運的事）。辜學海只是採訪關係（前幾年他突然打電話給我，談我過去寫的他），孫文傑去中國建築總公司當總經理後只見過一次（但經常想念他），王石則和我一直保持着緊密聯繫。他是對我的商業價值觀有正面影響的榜樣和老師，是能夠一起暢談政經大事和家國情懷的朋友，更是我的兄長，感覺像家人一樣。
前幾年每次在上海見面，一般是晚飯後，他和在廣州的王太通電話，都會說“我和秦朔在一起”。我沒見過王太，只聽王石說過她喜歡《南風窗》。王太在美國不幸遭遇車禍，在廣州動了幾次手術，王石非常操心。他和我一起坐車，看我不繫安全帶，就會立即讓我扣上，因爲王太就是沒有系安全帶出事的。
自打早年萬科股改、王石放棄股權後，他就註定了此生上不了富豪榜。但是，曾是中國首富的碧桂園楊國強，見到王石也是喊王大哥，而且發自內心地尊重。那是好幾年前的一個大年初一，中午，在增城鳳凰城酒店，楊國強透過我約王石吃飯，探討管理和用人問題。下午，王石就去四川登山了。王石，不是透過個人財富，而是透過萬科這個中國新興企業的傑出樣板，透過他的思想、生命燃燒方式、以及對現代價值觀的不妥協堅持，在中國房地產業贏得了“他說第二，無人稱首”的大哥大地位。
時間到了2013年9月，我參加聯合國的一個可持續發展論壇，事先和王石聯繫，剛好他在紐約。他約我到中央公園附近的文華酒店餐敘，外面一窗燈火，桌上幾碟西餐，這是他去哈佛讀書後我們次相見。那也是我次見到田樸珺。她用流利的英文點菜，講她在紐約電影學院背古典英文的莎士比亞作品的艱難。而我觸動的一件事，是她說到學校報到時，因爲在北京處理公司緊急事務遲了兩天，接待她的美國人撇着嘴說：“知道這些中國人想什麼。”意思是中國學生都想留在美國，所以總會耍些手腕。田樸珺怒了，爲這事找律師，1000美元一小時，寫了律師函，要對方道歉，甚至想起訴學校。事情以田樸珺的勝利告終。
我是從不問企業家個人隱私的媒體人，哪怕再熟，也不問。但那天晚上要離開時，田樸珺去洗手間補妝，我忍不住用手摟住王石，問了一句：“是不是很幸福？”他回答：“當然。”
等我們下了電梯，因爲方向不同要各走各路時，王石說，也沒什麼事，送送你吧。我住在麥迪遜廣場花園附近的火車站，他們陪我在寒風中走了幾十條街。中間田樸珺說，你們合個影吧，就給我們拍了幾張。
說這些，不是要炫耀什麼。如果是自炫之人，不會有什麼企業家和我做朋友，不是兩天，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說這些，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拿王石的個人隱私作爲討論材料。我希望王石好好的，王太好好的，小田好好的。人家的事自有道理，自有解決之道。我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大哥受這樣的語言傷害。
在文華酒店餐敘後，我在《財經日報》發表了《對話王石》一文（文字整理者是財經在紐約的實習生袁藝銘），其中有王石這樣一段話：
“未來就在我們身上，企業家不要去抱怨，不要用移民的辦法應對社會的不確定，企業家精神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冒險。如果我們都移民出去，企業家的作用也就消失了。滔滔江水是一股一股的溪流彙集而成的，中國的未來應該是民主、公平、正義、光明的，我們就像涓涓流水那樣，要從自己、從自己的企業做起，如果自己不這樣做，總是指望上面去改，那是沒有希望。”
因爲電腦上不了網，我是用手機搜尋到這篇文章，當我抄下這段文字時，我淚流滿面。
萬科會不會失去王石，我不知道。我希望的是，中國不要失去他。
關於“寶萬之爭”的客觀專業分析，秦朔朋友圈發表的《膩味了“萬寶”的八卦，該聽聽400位金融行家的理性判斷》已經給大家提供了。這篇8000字的報告我看了三遍，它對得起讀者朋友。
我想跳出“寶萬之爭”，談談王石和萬科對房地產和中國商業的價值與意義。
房地產的重要性和跟我們每個人的關聯性不用再說。它是中國積累財富巨快的行業，是絕大多數地方政府數一數二的財源，是和政府關聯度、受政策影響、審批環節多的行業，它有太多傳奇輝煌，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太多福祉，但也有太多哀傷心痛、太多腐敗糜爛。我經常覺得奇怪：一個這麼大的超級行業，你去搜尋一下那些整天牛皮哄哄或偷偷摸摸的房地產富豪們歷年說的話，有幾句和我們學過的MBA、EMBA的知識相關？都是政策、土地、麪包麪粉一類，似乎這個行業不需要現代管理，不需要核心競爭力，不需要企業文化，就是地地地，錢錢錢，官員官員官員的審批審批還是審批！房地產是生命的棲息地、工作的活動場、創造與承載財富的空間載體，本應充滿對生命的敬重和尊嚴，但在我們的大量建築空間裏，又有多少對生命的不敬和馬虎，似乎建設的目的不是爲了延續（last）而是爲了重建（rubuilt）？！
我不掩飾對王石和萬科的偏好，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們滿足了我作爲一個讀書人，內心深處永不磨滅的對商業中的真善美和文明的嚮往。不是說萬科無可挑剔，也不是說樣樣都無懈可擊，而是說，王石和萬科在這樣的歷史場域裏，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考驗中，始終堅持了一些基本的商業倫理和理性邏輯，始終走在陽光道路上。看看和000002（萬科深圳上市代碼）同時期的那些房地產公司代碼，有幾個能走到？
大概是1997年前後，有一次跟王石聊起君安證券，他說：“在股市裏賺人家的錢，賺得再多，都不是我想要的，我蓋房子，賺錢再少也有個東西，人們可以住在裏面生活，就像一塊碑，將來人家可以說，哦，那是王石他們做的。”王石對股市的運作不感興趣，也許與1994年春天的“君萬之爭”有關（君安證券代表萬科部分股東向萬科管理層提出“改革倡儀”，包括優化萬科的產業結構、改組董事會等，類似西方的“委託書爭購”，後以和解告終），但更重要的，我想還是價值觀的問題。王石和萬科相信，就整個行業而言，房地產當然有靠權錢交易獲利、靠機會主義獲利、靠捂地後的資產重估獲利的那一面，誰都不能說自己百分百清純，但是，不靠這些，靠紮紮實實做企業，也一定是可以成功的。而從長距離看，只有這樣的企業才能真正成功，持久成功。他們這樣一做就是30年。
多年前，王石曾經跟我講過兩個故事。一個是，早期萬科和金田等公司競爭的時候，萬科“不識做”，從政府那裏拿不到好地，拿到同樣的地要比人家貴很多，可是，壓力之下，反過來促使萬科在規劃、物業管理上下工夫，把產品做好了，品牌叫響了，於是每個平方比附近的項目可以多賣1000塊錢。另一個例子，深圳市前副市長、主管城市建設多年的王炬被抓，地產界人心惶惶，被叫去談話的不少，有的逃之夭夭。有人問王石，你怎麼還在這兒溜達，沒事？王石說：“我做了十幾年，就敢說這句話，我沒有行過賄。”
萬科的存在證明了，房地產，儘管有太多的灰黑陰暗的“中國特色”，但總的來說，依然是一個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執行的行業。因爲消費者是理性的，政策也是逐步規範的。例如，上世紀90年代初深圳那些擁有不少優良土地資源、上市圈得大筆資金的國企，或因被套惠州淡水，或因多元化亂投資作怪，早都煙消雲散。而萬科始終在可持續地發展。這不僅來自它的專業能力，也來自它始終堅持規範經營所產生的一種特殊氣質和力量。在其他一些行業，這種力量也許很平常，但在房地產，只要你去計算一下有多少官員栽倒在土地批租、項目審覈、規劃報建、工程建設、配套服務、金融支援、稅費減免、鑑證落戶等所有“腐敗的高危地區”，只要你隨便問一個發展商經過了多少曲曲折折才從此岸游到彼岸（任何一個部門搞不掂都不行），你就知道，堅持規範經營並不容易。
王石姓王，他的大哥級氣質也讓他像個王。而萬科，姓善。
善者長，善者久，但善者也有代價。純粹從經濟學角度看，就是它的效率還不夠高。你凡事求規範，不像有的發展商，沒有證照也敢施工，下違規通知書照樣我行我素，那你的時間成本就高；你是職業經理人體制，職業經理人是“風險中性者”，不會冒進，不會像楊國強、朱孟依那樣嚴控成本，你的生產成本就高；你不會透過“臺底交易”拿地，那你的土地成本也高。這樣，在外界看來，就會有一種印象，萬科好是好，但是還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率，如果機制更靠近民企，可能發展得更好。N年以來，想成爲萬科的大股東的民企有多家，他們的想法就是，“萬科的牌子，加我的機制和土地成本優勢，會有更大成功”。
但事實不是這麼簡單。債市的眼睛是雪亮的，萬科資金成本很低。某個民企，在某個階段某個市場可以勝過萬科，但長週期、長距離競賽，出問題的可能性比萬科高很多。
拿些萬科的股權不難，改組萬科董事會、管理層不難，改組後優化業績也不難（君安證券當年的不少建議萬科後來都採納了），難的是，你能不能堅持萬科精神、萬科規範，如果不能，成功可能是短期的。善是萬科的靈魂，善就是走正道，走陽關道，如果你有雜念，如果你只是想賺錢，很可能的結果是，拿了的萬科，失了明天的萬科。
對整個中國商業來說，這也是一個關鍵時刻。就是我們應該如何平衡商業績效和商業之善。
因爲善，王石放棄了股權，這是困境的根源。但是，如果不放棄，不是職業經理人體制，王石控股的萬科能走到？！
因爲善，也相信善，王石鬱亮們沒有走“控制權回報”之路。他們的薪水是很高，但是他們沒有任何私相授受的關聯生意，沒有“外快”。他們沒有制度性地真正想過，如何保證他們的控制權。控制，是爲了延續萬科文明，這沒有什麼好非議的。
因爲善，也得到了善報，王石相信，沒有誰會去打他的注意，萬科不會主動對他說“bye bye”。
在我看來，這都是善的代價，善的拖累。如果相信“人性惡”，如果相信“產權，至少是投票權，纔是自我保護之源”，如果早作打算，以王石的地位和鬱亮的財技，他們不會這樣被動。
讓王石、鬱亮走開，萬科的未來會更好些嗎？中國的商界會更好些嗎？如果的結局是這樣，對於萬科這個在行業裏對社會具有的“正外部性”，在善良商道、陽光商道之路上走得透明、無畏、健康的公司，是一個公平的選擇嗎？如果是這樣，我們每個人，每個生命中“擇善固執”的人，又將如何理解命運，以及命運的捉弄？！
未來，當我們回看資本浪潮忽高忽低飛翔的2015年，我相信一定會給它一個類似這樣的標記：2015是中國經濟金融化、資產證券化、要素自由化、融資直接化、併購普遍化、投資國際化的里程碑。它不是十多年前“德隆式整合”的資本回歸，不是上世紀80年代美國那種發行垃圾債券、進行行業併購的21世紀的中國版本，而是一系列新的時代變化下，金融力量崛起，資本話語崛起，財富大爆炸，要重構整個商業，無論線上還是線下，要改寫傳統格局，無論你是不是昔日的老大。
我在近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希望中國進入以“企業家創新精神”代替“富豪機會主義”的“好人賺錢時代”。我還有一個希望，中國進入用“好的資本”代替“權貴資本”、“投機資本”、“套利資本”，從而驅動中國創新轉型的“良心資本時代”、“善良資本年代”。可能有人說，資本哪有標籤？！那麼你去看看巴菲特，看看立足中國的高瓴資本，你就會明白，金融自有王道，投資自有王道，這個王道，就像高瓴資本的創始人張磊先生近在烏鎮對我所說的，“要相信美好的東西，純粹的東西，紮紮實實專業研究的東西，要投資於價值，投資於未來，投資於人才，真正的投資家同樣需要企業家精神，他們只是碰巧成爲（happened to be）了投資家。”
我希望也呼籲，企業家一端的“好人賺錢”，投資端的“良心資本”，雙方能夠良性互動，實現“共生主義”，共同開創大場面，幫助中國經濟實現轉型升級優化的歷史超越。這個過程不是放棄商業利潤原則，而是要揚棄機會主義的商業原則，唯利是圖的商業原則，爾虞我詐的商業原則，不計社會成本的商業原則。
剛剛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說過，“中國經濟比較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找到人與人之間交易關係更有效的演進途徑”。他說中世紀的歐洲之所以能發展出世界貿易和非人格化的交易規則，與他們發展起來“保護個人產權、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執行這三樣東西”，從而讓個人之間的交換的代價大大降低這樣一套制度體系是分不開的。無論是“好人賺錢時代”還是“良心資本時代”，都需要政府、社會、公民等方方面面的努力。我們不是中國經濟復興的旁觀者，我們是其中的一份子。
在這篇你可能讀的已經疲倦的文章的，讓我給出我對“寶萬之爭”各方的直接評論和建議：
【給王石、鬱亮】的“寶萬之爭”，雖然總體是善的代價所致，但也是大意的代價。善，也不應該大意。N年以來，房地產的日子太好過了，賺錢太容易了，沒有多少房地產商不賺錢。萬科是不是也多多少失去了馬化騰式的驚悚（擔心被某個新技術顛覆），馬明哲式的在傷痛後繼續奮起的韌性，任正非式的被美國市場驅逐、只能走向亞非拉歐的頑強？！惶者生存，驚悚者生存，萬科是不是有點像“溫水青蛙”？萬科的一些困難，固然是善的代價，但是，有沒有企業家精神遺失的原因？至於那些制度性結構性的深層次問題，是不是也因爲沒有人敢挑戰王石、連他的好朋友也爲了面子而不挑戰，所以被遮蔽？比如，馮侖兄講其他人的故事，都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唯獨在王石面前總是“學習萬科好榜樣”，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如果說錯了，請馮侖兄原諒）王石不是神，他也一定有誤區和盲點，我們一些朋友私下也說過，但我們有沒有提醒過他？我們嘆息，甚至我這樣比較不堅強的人還要落淚，我們早幹什麼去了？王石他自己也不需要成爲神！
【給姚振華】我與姚先生素昧平生，從未來往。但我一向尊重華南理工大學走出的企業家羣體（限於篇幅，恕不一一列名），相信你是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我與潮汕富豪也有交道，他們頑強拼搏的精神我很欽佩。當年在黃光裕辦公室看到“商者無域”的橫幅和一隻鷹的形象，這大概就是潮汕商人的氣質。但近我次去汕頭，這個滿街粵D車牌之地，的面貌比我家鄉河南的省會鄭州要差很多很多，不知道是怎麼落實小平同志的特區戰略的？從我粗淺的理解看，封閉性（只用自己人）、投機性（賺錢至上）、保守性（學習新知識遲鈍）是潮汕商人亟待超越的障礙，而政商關係的清潔化則是潮汕商人上臺階的關鍵。希望你是新時代潮汕企業家的代表，而不是以成爲某某首富爲念。
【給萬科股東】建議王石出任萬科董事會終身榮譽主席，設立一項特別公益基金，讓王石先生徹底離開經營，而專注於對中國商業文明更有價值的公益實踐和知識普及，從萬科的王石真正走向社會的王石、中國的王石，對於王石的薪酬待遇由董事會根據他的獨特貢獻給予特別安排，決不能“人走茶涼”；建議鬱亮出任萬科董事會主席，他從1999年萬科的20多億銷售額領導公司做到的2200億，沒有非分之想，是他的江蘇老鄉周恩來式的企業家。他已經要50歲了，完全具備了從更宏觀的角度領導萬科的德與才，他對於制度的鑽研和財務的精通也有利於萬科新的飛躍；建議萬科在內部選拔70後、乃至75後的年輕人擔任萬科總裁（或者執行總裁，簡短過渡），用更新、更強、更有激情的精神，領導萬科優化自身的生命力，創造一個活性化的新萬科。
我是個中庸主義者，中庸的精神是“共生主義”，而不是排他主義、共死主義。我不願意看到非此即彼、不共戴天的“寶萬之爭”，萬科是寶，以萬爲寶，和諧共生，超越創新，是我的願望。
如果說“寶萬之爭”是年度商業賀歲片，那是我看得難受、落淚多的一部大片。但是此刻，我想到聖經中的那句話，我只怕配不上這樣的痛苦。
王石應該爲中國繼續做更大的事業，更新的事情。痛苦之後，他生命中的新時代可能剛剛開始。
我樂見王石的新時代，鬱亮的新時代，萬科的新時代，姚振華的新時代。基於商業文明和企業家精神的共生主義，是理想的選擇。而我全部的努力，就是爲了讓中國商業文明和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在中國乃至世界的話語空間，高高飄揚。
共生主義的中國商界，它才讓我們驕傲，讓我們自豪。
王石仍然是一座金礦，我相信他的不屈不撓，我相信從他的生命土壤裏，從無聲無息的地球懷抱，必定能往上涌出生命之流、力量之流。，在他困難的時刻，讓我們安靜一些，讓我們爲他加油！